编者的话
2009年，是伽利略将望远镜指向星空400周年，因此，2009年被定为国际天文学年。“望远镜的使用，无疑是一场天文学的**，天文学的意义因此而改变。”
而这一年的7月22日，一次壮观的大日食光临中国。恰好在390年前的7月，望远镜**在中国登陆，极大地影响了明代天文学的发展。
由于日食观测对天文学而言意义非同寻常，对普通天文爱好者而言更是****的机遇，于是，这两个重大事件在2009年紧密地关联在一起。
400年前望远镜的使用，导致欧洲人宇宙观的变化。在伽利略使用望远镜后，距今390年前，望远镜传入中国，这种影响也波及到中国。
本报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，中国早期天文学研究与伽利略观测目标颇有不同，中国天文学家将望远镜主要用于日食观测，并留下了明确的文字记录。在望远镜的协助下，明代天文学发展到了一个新高度。
而今，中国的天文学家已经能够采用*先进的技术手段来观测日食等天文现象，天体物理研究水平进步巨大。国外的科学家也已经意识到，中国科学家的工作是不能忽略的。
在这个有着特殊意义的时刻，本报推出专题，聚焦望远镜与日全食。详见本报A3版。
400年前的**，伽利略**次用自制的天文望远镜指向了天空。这个小小的动作成就了天文学历史上的一个重大创举。从此，人们的宇宙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
改变了天文学的意义
“天文学是一种观测科学。”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、天文学史学家孙小淳说，“因此观测手段对天文学发展来说至关重要，望远镜是这样一种重要的观测手段，通过望远镜可以观测到肉眼观察不到的天象，因而导致了欧洲人宇宙观的变化。”
将望远镜指向天空，是天文学的一个创举，在此之前，亚里士多德的理论月界之外是**的，是恒定不变的。望远镜观测到月亮的形态，却是表面凸凹不平的。人们曾经以为太阳表面也是纯净无瑕的，而望远镜观测到的太阳黑子，却表明太阳和月亮一样都有“缺陷”。伽利略还用望远镜发现了银河是由星星组成的，发现木星有四颗卫星，这表明不是所有的星体都以地球为中心。他还发现了一些行星也有相位的变化，和月亮一样有着阴晴圆缺……
所有这些发现迅速在欧洲引起轰动，1543年哥白尼提出的“日心说”理论是一种数学描述，而伽利略的观测结果，“尽管还不足以完全证实‘日心说’。”孙小淳说，“但却为‘日心说’提供了有力的旁证，使人们的眼界迅速扩展到太阳系以外。在从‘地心说’向‘日心说’逐渐转变的过程中，起到了关键性作用。”
“望远镜的使用，无疑是一场天文学的**，天文学的意义因此而改变。”在总结天文学400年成就时，天文学家、中科院院士苏定强首先列举的就是人类记录下的星和星系的数量。人类用肉眼可以观测的星体只有6000多颗。在望远镜使用前，人们普遍认为，星星的总数量与人类观测到的数量大体相同。望远镜的使用彻底颠覆了这种观点，目前记录下的星和星系总共约有1010个。
望远镜的传入与使用
望远镜的使用导致欧洲人的宇宙观发生了变化。随着望远镜传入中国，这种影响也波及到了中国。
关于望远镜的传入，学界长期以来认为，*早的传入者是德国耶稣会士汤若望，而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、科学史学家张柏春新近发现的证据表明，*早将望远镜带入中国的是另一位德国耶稣会士——邓玉函，那时离伽利略**次使用望远镜进行天文观测只有10年的时间。
汤若望是明末清初在中国影响*大的耶稣会士之一，而邓玉函却无疑是当时来到中国的科学素养*高的西方人。弗莱堡大学保存的档案证明，邓玉函是一位科学家、博物学家和医师，熟悉医学、数学、力学、天文学和植物学。
1611年伽利略在罗马公开展示了他用望远镜得到的新发现。同年5月3日，邓玉函晚于伽利略8天，两人都成为猞猁学院的成员。
1618年4月，邓玉函带着一架伽利略式望远镜，与金尼阁、汤若望等传教士一起离开里斯本，向亚洲航行。在距今整整390年前，也就是1619年7月，邓玉函一行抵达澳门，至此，望远镜正式登陆中国。
当时正是明代末年，采用的历法是元代郭守敬修编的《大统历》的翻版，已经延用了200多年。上海交通大学教授、天文史学家江晓原说：“到了明末，这一历法已经存在相当大的累计误差。因此，一个关键性的机遇摆在了中国天文学面前。”
1629年，崇祯朝成立历局，开始以西法修历，望远镜在修订历法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。孙小淳说，古代历法的优劣关键在于日食的观测，而用肉眼观测日食有一个很大的困难，由于日光太强，难以分清天体的边际，因而食初与食末不好判断。
在徐光启的建议下，从1631年起，望远镜在我国开始被用来观测日食。从1631年到1641年，崇祯朝共发生过5次可见日食，历史文献详细地记录了望远镜在观测日食中所起的作用。
望远镜与东西方天文学思想
望远镜的传入，令当时的中国天文学家有耳目一新的感觉。孙小淳说，使他们看到或了解到一些特殊的天象，如太阳黑子、月面阴影、天汉等，改变了他们对日月星辰，甚至是整个宇宙的认识。然而，中国天文学学却并没有接受当时西方*先进的日心说。
以前有一种说法，认为由于宗教方面的原因，传教士们隐瞒了哥白尼的“日心说”，江晓原认为，这并不是事实的全部。他说，《崇祯历书》中的天文学，在当时是相当前沿的，甚至包含了开普勒的工作，体现了同时代西方天文学*前沿的成就和思想。而“日心说”在当时却并不完善和**，因而，中国天文学家接受了改进了的“地心说”——第谷学说。
在十六、十七世纪，西方共有四种主要的宇宙理论：亚里士多德的水晶天球理论，托勒密的本轮、均轮说，哥白尼的日心地动说，以及第谷的地心—日心说。简单地说，第谷的地心—日心说就是认为行星绕太阳旋转，而太阳率众星绕地球旋转。孙小淳说，当时望远镜在天文学上的使用和观测结果，可以帮助拒斥前两种古代地心说，而在第谷学说和哥白尼学说中却难以取舍。
随着望远镜的传入，保守和进步宇宙观，也同时传入中国，和许多西方天文学家一样，中国天文学家用望远镜进行观测，并经历了宇宙观的争论，*终较为先进的第谷体系受到包括徐光启等天文学家的支持，成为官方认可的天文学理论。在其中，望远镜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。
望远镜的非主流时代
然而，此后不久，随着新历的修订完成，随着明王朝的瓦解，望远镜没能继续在中国天文学发展中起到应有的作用。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，它并没有成为中国天文学的“主流”仪器。
1669年，清王朝初年，南怀仁奉命为钦天监制造6件天文学仪器，其中，并没有望远镜。究其原因，已故的科学史大师、中科院院士席泽宗曾在《南怀仁为什么没有制造望远镜》一文中说，在球面像差和色差问题没有解决以前，在天体位置测量方面，望远镜尚不是先进的工具。也就是说，“当时的望远镜，还没有和其他天文学仪器结合起来，特别是测量天体位置的仪器”。此外，张柏春说：“从1659年南怀仁离开欧洲后，欧洲的天文学和天文仪器都有了很大的进步，而他以后的论著中，却很少提到1657年后的欧洲技术，也没有提到望远镜准仪、测微仪、摆钟等。”
除了这些技术原因外，江晓原认为，文化因素也对望远镜在中国的发展，起到了一定的阻碍作用。他说，和西方科学一样，西方天文学的本质是探索自然、认识自然，这种本质从古希腊时代开始，**艺复兴到现在一脉相承。而中国古代天文学的本质则是一种政治巫术，它的目的是彰显皇权的合法性——尽管其在实际运作中会使用天文学知识和仪器。但历法的进步只是实施巫术的工具“升级”，这种升级与用纸牌算命“进步”到用电脑算命一样，并没有本质的改变。因而，历法“升级”完成后，没有人认为有必要继续用它来放大星空，缩短宇宙的空间距离。
因此，望远镜虽然在明末就已传入中国，但清代所制的众多天文仪器，却无一装备望远镜。与此同时，望远镜在欧洲的天文学中，却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。1667年到1669年间，欧洲的天文学家将望远镜装载到天文仪器上，实现了望远镜从观察工具向观测工具的转变。孙小淳说，这种转变是天文学观测上的一次**性飞跃。此后随着色差问题的不断解决，到了18世纪，望远镜技术的发展为对光行差、月球章动等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可能。而这些问题的解决，恰好是天文学进一步发展的必要条件。
四个里程碑
在总结望远镜400年的发展历史时，苏定强将其划分为四个里程碑：望远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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